董乾坤
網上熱播的《贅婿》一劇落下帷幕，劇中郭麒麟飾演的寧毅，憑著自己的才能和人品，由一個受人歧視的贅婿逆襲為商界、政界翹楚。故事雖是虛構，但從古至今，贅婿在我國一直存在。其中不乏如寧毅那樣的成功者，但更多的則湮沒于歷史的塵埃中。
《贅婿》海報
一
何以稱為贅婿呢？一般而言，“贅”有兩種含義。東漢文字學家許慎在《說文解字》中云：“贅，以物質錢，從敖、貝。敖者猶放貝，當復取之也。”意思是說，贅乃“抵押”“放貸”之意。另一種說法是“疣贅”，即多余之物。司馬貞在《史記索引》中對“贅婿”的注解為：“女之夫也，比于子，猶人疣贅，是余剩之物也。”顏師古亦言：“謂之‘贅婿’者，言其不當出在妻家，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，非應所有也。”上述兩種解釋一個是從“贅”字的本義出發，一個則是以人體比擬，但無論如何，傳統時期的贅婿地位應不高。
贅婿出現于何時，已不得而知。據學者考證，舜即是一位贅婿，為此還引發了他與其父親、弟弟有關財產的爭奪。有明確記載的是在春秋戰國時期，據班固《漢書·地理志》記載，戰國時代的齊國在齊襄公時，“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，名曰‘巫兒’，為家主祠，嫁者不利其家，民至今以為俗”，陳顧遠先生據此在其《中國婚姻史》一書中認為“贅婿之制或始于齊，系巫兒也”。據司馬遷“淳于髡，齊之贅婿也”的記載，齊國應是贅婿之風較為盛行的地區。
作為婚姻形式的一種，在早期，主要是指未出嫁的女兒招夫成家。但是到了宋元時期，招贅的形式則變得多樣起來，據元人徐元端《吏學指南·婚姻門》所載，贅婿根據不同的情形分成四種，分別是養老婿（終身生活于妻家）、年限婿（在一定年限內生活于妻家，限滿后帶著老婆孩子回自己家）、出舍婿（與岳父、岳母分開生活）、歸宗婿（限滿或妻子去世并離婚后會自己老家）。除此之外，宋元時代還出現了“接腳夫”的稱謂，就是丈夫去世后，孀妻出于各種目的，再招贅一個男子到前夫家中，這種招贅與那種室女招夫又有不同。
不僅如此，這一時期，在招贅時還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和制度，并在明清時代加以完善。并因風俗不同，在各地形成了不同的稱謂，如安徽北方將招贅婚稱為“倒插門”，而贅婿叫做“養老女婿”；浙江寧波、紹興一帶民間俗稱“進舍夫”，而湖南某些地方則稱贅婿為“招郞”。
二
傳統時代，夫為妻德、夫為妻綱成為規范家庭生活的標準。然而對于入贅于女方家庭的贅婿而言，此標準則未必適合。
明洪武元年（1368），二十九歲的徽州人李仲德依然未能婚娶，無奈之下，在得到親房族長和父母的應允后，托自家親戚謝元熙為媒，自愿到謝士云家中做一名養老女婿。為此，在婚前他們簽訂了一份婚書，其中寫道：“合親之后，自當侍奉舅姑二尊及受干公私戶門等事，務在精勤，毋致怠惰。二親存日，決不擅自回家。”規定了李仲德在入贅期間所應承擔的義務。“侍奉舅姑”意思是指要孝敬、照顧岳父、岳母二老，這是應盡之責。然而，“侍奉舅姑”往往是指妻子要照顧公婆而言，在這里卻用在了李仲德身上，可見他在謝家是當作“媳婦”來看待的。在孝敬二老的同時，他還要“受干公私戶門等事”，即應承家中的一切公私事務，如交納稅糧、應承差役等等。更有甚者，二老在世期間，李仲德回自家，必須得到他們的批準，不能擅自做主。
其實，李仲德的待遇算是好的，他的妻子蜀娘是未出嫁的姑娘，所撫養的孩子也是自己親生，而且岳父、母去世后，還能重回自家。但祁門縣的方勇就沒有這么幸運了。方勇為徽州府祁門縣十三都人，他原來入贅于本縣五都的胡家，但妻子不幸病故，一直沒能再婚。本縣的汪六圣在前些年去世后，撇下了一雙未成年的兒女和老母親李氏，由其寡妻張六仙照顧，生活十分困難。因此，他就托出媒人李年自愿入贅到汪家來，并于明嘉靖四十三年簽訂了婚書。至此，方勇做了一名“接腳夫”。他在頂替汪六圣撫養幼子、贍養老人、應承差役的同時，還必須做到：“日后本身生有男女并本身，永遠居住房東謝求三大房莊屋，逐年照例應主毋詞。”意思是說，方勇入贅后，必須改變身份，由一名自由農民淪為佃仆，而且世代為仆，永遠居于主家，不得回家，不能歸宗。
在明清時代徽州的贅婿群體中，方勇的遭遇并不是最差的，因為入贅后還是保全了自己的姓氏和名字。對于那些佃仆的兒子們來說，他們在入贅時，連自己的姓名都要改變。生活于明代崇禎時期的徽州佃仆胡天得，父親去世，弟弟分家，與母親相依為命。因家貧，年過三十還未成家。恰好鄰村汪氏的一位名叫陳六郎的佃仆去世，他的寡妻七俚準備招贅。因此，胡天得托出媒人入贅到陳家，但開出的條件十分苛刻：
當從家主暨房長更名陳學壽，自招贅之后，百凡悉遵家主法度，安分生理，應主供役，支撐陳姓門戶，永承陳姓宗脈。倘未招之先，欠負他人，不得魆將陳姓家資措償，并不得暗將陳姓錢谷私養本生老母。
同樣是“接腳夫”，他不僅要養活陳家的老小，還要更名換姓，為主家服役。即使婚后成了一家人，胡天得也不能擅自將錢谷拿去贍養自己的母親。這種有違人倫的要求，在巨大的婚姻壓力下，胡天得只能接受，淪為了“仆下仆”。
三
古往今來，經濟貧困是男子入贅的主要原因。“秦人家富子壯而出分，家貧子壯而出贅”，說的就是秦代時期貧困之家的男子入贅的風氣。而據1998年7月14日第11版《人民日報》報道，位于內蒙古赤峰市松山區穆家營子鎮西部的古都河村，在改革***之前，由于出了名的窮，村里一批一批的小伙子都遠走他鄉，做了人家的養老女婿。可見，貧困與入贅之間的關聯，古今一致。
明清時代，徽州以培育大批實力雄厚的商人而著稱，素有“無徽不成鎮”之譽。大部分徽州男子往往在年少時就到外面闖蕩商場，晚年時方回到故鄉養老，甚至會移居他鄉。留在徽州生活的，往往是老幼婦孺，或者缺乏經商才能在家務農之人。這里地少山多，生存環境惡劣，每當經商失敗或是無力經商的時候，家庭經濟將會陷入困境。出身于這樣家庭的男子，如果自身沒有才能，到了適婚的年齡便因出不起高昂的聘禮而找不到對象。傳統時期的溺嬰和一夫多妻的陋俗，也是導致男子入贅的原因之一。在古代，沒有有效的節育措施，夫妻往往會生下許多孩子。在無力撫養、重男輕女以及需要勞動力的情況下，往往會將生下的女嬰溺死，導致男女比例失衡。同時，一夫多妻制的存在，又加劇了男女婚配的不平等，導致更多如李仲德、方勇、胡天得這類經濟貧困或身份低下的男子只能入贅，甚至是甘愿做一名“接腳夫”。
在贅婿群體中，不乏卓越之人，如清代著名學者朱彝尊、大政治家左宗棠，但也受人尊敬。對于絕大部分贅婿而言，經濟貧困、才能平庸往往會讓他們在入贅后，陷入不對等的地位。在簽訂婚契之際，他們就受到了某些約束，甚至淪落為仆、更名換姓、棄養雙親。除去這些硬性規定外，日常生活中的他們，依然處于弱勢地位。入贅意味著如女兒般“嫁”過去，事事必然受制于“舅姑”、妻族，贅婿因家庭瑣事而喪命的事例并不在少數。清代康熙年間，徽州佃仆吳社孫因家貧入贅到畢社得家，與畢氏的雙親一起居住。在一次因家庭瑣事與妻子爭吵中，竟因想不開而自殺身亡。乾隆時期的湖南人張文玉，因家貧無力婚娶，入贅到張文珠家做一名“接腳夫”。其妻高氏嫌他懶惰，經常對其打罵。在一次爭執中，不僅遭到高氏的辱罵，而且還被她用棒槌毆打，最后竟被高氏用鋤頭砸死。宋代的贅婿被稱為“布袋”，即“如入布袋，氣不得出”之意，形象地道出了贅婿們的委屈和心酸。
除了生活中的委屈和心酸外，贅婿們的經濟地位也讓人瞠目，如上面提到的胡天得即是如此。祁門人李舒，于明初洪武年間病逝，他的孀妻謝氏為了生活，將本縣人胡惟善招贅了李家。入贅后，胡惟善的地位得不到絲毫體現。在一次出賣土地的契約上，交易人的名字是李舒年幼多病的兒子李務本，主盟人也是他的妻子謝氏。顯然，李家的財產必然是不屬于胡惟善的。更不幸的是，妻子如果去世，贅婿往往會凈身出戶，得不到任何經濟補償。
贅婿的這種境遇與國家和社會對贅婿群體的看法不無關系。據云夢秦簡所見的《魏戶律》所記載：“自今以來，假門、逆旅、贅婿、后父，勿令為戶，勿予田宇。”也就是說，魏國朝廷不準商人（假門）、旅店老板（逆旅）、贅婿以及后父（即宋代以后的“接腳夫”）獨立戶口，也不得分得田宅。而且在魏安厘王年間，還曾下令把這四個身份的人一起編入軍隊，隨軍服苦役。進入秦朝后，秦始皇也曾將商人、逃犯以及贅婿編入軍隊，攻打桂林等地，并在東巡浙江時，在會稽（今紹興一帶）留下“夫為寄豬，殺亡無罪”的碑文。這里的“寄豬”即是指贅婿。進入漢朝后，這一情形并未改變，在漢武帝四年時，為了更好地鎮守管理邊疆朔方郡，下令國內七類人去謫守，其中贅婿排在罪吏和亡命徒之后，位列第三。由此可見，秦漢時及其以前，贅婿在國家眼中與地位低下的商人甚至是罪犯相等。宋代以后，特別是元代，出于稅收的需要和蒙古人的習俗的不同，國家開始在法律上對贅婿的權益作了一定的保障，如入贅前必須要憑媒妁、簽訂婚書等。到了清代，有關入贅，有了較為完善的法律規定：“招婿需憑媒妁，明立婚書，開些養老或出舍年限。止有一子者，不許出贅”，但也僅止于此。
在世人看來，入贅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，如清代人曾說：“入贅一事切不可行。夫贅者也，如人身之贅疣，去之不可，存之不便，極為可惡。”還有“男以招婿為辱”的說法，有些地方甚至有“入贅女婿不是人，倒栽楊柳不生根”的民諺。就此看來，古代的贅婿，在法律上沒有保障，還要遭受世人冷眼，在家庭中也沒有地位，心理上要忍受多少煎熬？當然，新中國成立后，隨著各種舊制度的廢除，經濟的發展，贅婿的數量有所減少，即使是入贅，如今也是另一番情形了。
參考文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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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：鐘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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